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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素融合,风格多样 古装探案剧以小而美取胜******

  近日,井柏然、宋威龙主演的古装探案剧《君子盟》播出,故事大迷案串联小迷案,悬念跌宕起伏,剧情节奏紧凑,整体观感比较新鲜。这两年,融合悬疑、烧脑、神秘元素以及女性成长、少年叙事等内容的古装探案剧,在创作上主打年轻化、小而美的风格特色,满足观众不一样的观剧需求。

  古风探案

  古韵味强

  网剧《君子盟》一开局,井柏然饰演的雍朝礼部侍郎兰珏布下周密的计划,要找回写给南栋国的书信,以防信件被朝堂政敌买走,自己被安上通敌叛国的死罪。在秘密行动中,兰珏利用了在酒楼门口卖面条的张屏制造混乱场面,想趁机夺回装书信的珠子。凑巧的是,宋威龙饰演的进京赶考的张屏是个案痴少年,但有着天才般的推理能力,在混乱的场面中,张屏通过案发现场的人员站位、遗留痕迹、气味等,推理出布局偷东西的人就是楼上的兰珏,破坏了兰珏的行动计划。执着于推理案件的张屏多次找到兰珏试图证明自己推理的正确性,也卷入了兰珏的朝堂纷争和人生秘密中。从此,两个身份悬殊、性格迥异的人亦师亦友,默契配合,携手断案。

  从悬疑推理剧情来看,《君子盟》由一个大迷案串着多个小迷案,大迷案是兰珏父亲当年被判通敌叛国的真相,一个个小迷案是兰珏秘密寻找真相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阻碍。小迷案的推理破题都比较精彩。比如,第一次抢书信行动失败后,兰珏布局的第二次偷书信行动就看点十足、迷雾重重,可谓多次反转,一气呵成。这次行动现场突发杀人放火事件,珠子也再次失踪,兰珏通敌叛国的罪行即将在皇太后面前揭晓,紧急关头兰珏再次利用了耿直、认真的张屏高智商破局,他布下计中计,既陷害了自己的死敌,又彻底为自己洗脱了叛国嫌疑。这个过程中,兰珏和张屏双线并立破案,破案过程细腻,反转精彩,兰珏聪明地利用了在场的人,先是让自己陷入被动,然后彻底反击,赢得很漂亮。该剧悬疑推理剧情写得不错,但剪辑和氛围营造直白简单,悬疑质感不足。

  作为古风探案剧,《君子盟》的破案场景、服化道等还算有特色,视觉效果不俗,剧中红色元素的古典舞风,与破案相结合的古风建筑,神秘幻术镜花水月等,呈现了东方古风悬疑的诡谲和华丽。

  但这部剧播出十多集,未能大爆,除了与该剧悬疑氛围感的营造不足有关,还与一些不合理的推理细节让人出戏有关,比如所谓的神秘幻术镜花水月其实是催眠术,张屏在关键时刻催眠案件现场的人员,让对方说出凶手是谁,这种写法太偷懒,削弱了观众看剧的快感。大的迷案布局不错,有些细节性的破案过程比较简单。此外,该剧张屏的人设也很容易让观众提不起兴趣,张屏执着、认真,但透着一股愣头青的劲儿,为了破案横冲直撞,这种超脱故事时代背景、超脱规范之外的人物设定,很容易让观众出戏。

  小众探案剧

  口碑不俗

  古装探案剧是国产剧的传统类型,《少年包青天》《神探狄仁杰》《大宋提刑官》等剧是古装探案剧的经典之作。这两年古装探案剧的创作趋势是年轻化、小而美,出现了一批口碑不俗的作品。

  此前播出的古装探案剧《嫣语赋》《锦衣之下》《大宋少年志》《御赐小仵作》等,都引发过观剧小热潮。《嫣语赋》讲述大小姐秋嫣与冷面腹黑王爷在一桩桩迷案中抽丝剥茧、斗智斗勇,乃至相伴相知的故事。《大宋少年志》口碑很高,古装“谍战”“阴谋”构建重重悬疑,又交织着家国情怀、少年英雄梦,故事很吸睛。小成本古装探案剧《御赐小仵作》是黑马作品,口碑热度双丰收。《御赐小仵作》是甜爽探案剧,一个个的案件揭开谜底,最终破解了一场延续18年的惊天大案,剧情严谨考究,尊重史实的台词、道具也被观众称赞。

  古装探案剧如果只是探案,可能不会引发多大关注,好的作品会根据观众的需求,加入具有时代特征的主题表达。比如《大宋少年志》《御赐小仵作》的“少年英雄梦”“个人成长”叙事,《嫣语赋》依托古代故事传播女性独立价值观等。

  目前,古装探案剧的风还在继续吹,待播的古装悬疑剧还有多部,在剧情呈现上,“古装探案+女性”“古装探案+复仇”等多种元素融合。比如,青春热血悬疑剧《大宋少年志2》,古装悬疑剧《繁城之下》《九义人》,古装女性悬疑剧《隐娘》,古装探案剧《风月锦囊》《大理寺少卿游》《大唐狄公案》等,用波谲云诡的古风故事吸引观众目光。(记者 师文静)

  (来源:齐鲁晚报 2023年02月03日 A09版)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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